中國七政四餘占星學

中國七政四餘命理學發展的過程曾有三個重要派別，其主張差異如下表：

到了明清時期，上述的論斷要旨及宮主∕度主∕身宮都混合在一起，如收錄在《四庫全書、子部術數類》的明．萬民英《星學大成》就是一例。

又如康熙六十一年廖瀛海《增訂五星集腋》就將上述三派彙總一起儘管他比較傾向耶律派的說法，但若無師承恐不易釐清。晚清時似乎朝向以宮主，以月為身，重視七政四餘的化氣為主軸。如舒繼英《乾元秘旨》、霍敏卿《重編增補星命說証正續合編》、吳師青《中國七攻四餘析義》後者更參酌西洋命宮算法，考慮不同緯度的日出時間求得浮升命度，最近3.4年來香港李光浦一系列果老星宗的案例解說，則遵從果老派的精神。

學習中國七政四餘命理學應特別注意所使用的黃道到底是恆星黃道或迴歸黃道?印度占星學一貫採用恆星黃道，所以當初結合時應也是同樣標準，問題是中國天學家向來是以赤道座標的赤經、赤緯紀錄恆星位置。

古時占星家與天學家身份是重疊的，因此使用中國七政四餘命理學的人應也懂得觀察天象，當時使用那一標準呢?如果不同如何套用呢?或是直接以恆星黃道12宮套用在中國的12次，配合十二地支名稱論述呢?又假設是恆星黃道是否編有七政四餘的恆星黃道星歷表得以直接使用，這些問題也許經過時代的磨合可找出公約數，但絕對都須深入釐清的，否則因歲差移行會產生28宿入宿度不同，七政四餘躔度也不同，詮釋徵象當然可能相差十萬八千里，又豈可不慎！

中國占星學尚在公元13世紀時，元朝征伐阿拉伯地區，從當地搜羅不少天文儀器及相關星占資料，因此回回曆法進入中國；後來朱元璋滅元，命吳伯宗主持《天文書》的翻譯工作，它是頗為完整的阿拉伯占星學書籍，內容含蓋本命、時事及擇日，是希臘占星學一脈相傳的採回歸黃道。

又於明末清初之際，耶穌會教士利瑪竇來華宣教，鑑於中國士大夫對天文、曆法知識的渴求，寫信回國敦請教會中懂得這方面學問的教士來華以利傳教的切入，遂有湯若望、南懷仁入仕欽天監，穆尼閣傳授薛鳳祚撰寫《天步真原》，它是公元15世紀～16世紀歐洲占星學的內容，也是採迴歸黃道。

西洋教士確實帶給當時天文曆法新的氣象，徐光啟、李之藻都曾參與明崇禎曆法的編修，明朝滅元後又改編成《時憲曆》，純就曆法觀點，湯若望等人將春分點訂在白羊座0°也就是迴歸黃道的明確使用，遂使得28宿每隔一段時間須作歲差調整，名為量天新尺，這樣才能使七政四餘的迴歸黃道經度正確無誤地躔在調整後的28宿上，因他們對日、月、五星的測度係根據迴歸黃道。

往後康熙以降的中國七政四餘命理學也都如此處理，春分點的歲差退行，就恆星黃道而言，即相對地向黃道秩序往前進，所以每年各星宿向前50.29"。集文書局出版《星度指南．果老星宗》合編的黃道十二宮量天新尺表即是如此編製的。

中國七政四餘命理學的論斷跟《天文書》、《天步真原》的論斷完全不同，據以評論誰是誰非恐不智也，清．舒繼英《乾元秘旨》就一口否定《天步真原》；而加以統合也不見是明智之舉，反而感覺不對味，如清同治倪月培《中西星要》。來華教士的教導天文曆法促進球面三角函數及對數計算，在擇日界有新的「太陽到山」及求算12宮之弧角天星日課新玩意，卻同命理學一樣結合陰陽五行論日課的吉凶。

現在我們介紹中國七政四餘命理學的起盤步驟：

1.確定求算命主的生辰八字，即誕生時的年月日時資料以干支列出四柱八字。

2.根據出生年干查60甲子生年神煞表。

3.按年干列出化曜，排七政四餘相對應的祿、暗、福、耗、蔭、貴、刑、印、囚、權。

4.按年干排十二長生。

5.根據年干支列出常用的特殊神煞與七政四餘相關諸星，如科名...之類。

6.定命宮：以日躔宮位起生時順數至卯。

7.從命宮逆時針排後天12宮。

8.定命度：以日躔度數查命宮同絡度數，即為命度，位於28星宿的何宿何度。

9.定身宮：月亮(太陰)所在的黃道12宮。

10.注意歲差調整後的量天新尺，各星宿入宿度在迴歸黃道的經度。

11.將迴歸黃道星曆表中的七政四餘一一計算填入所使用的量天新尺之適當位置。

12.定行限：從生日逆數至前一中氣幾月幾時，按每三日一歲算，折為幾歲幾加上10歲從相貌宮上限，其他各宮管轄不同大限年數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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